南存辉领导的正泰集团和胡成中创办的德力西集团都始于他们共同创于1984年7月的求精开关厂,现正泰集团辖8大专业公司、50余家持股企业、800多家专业协作厂,并在全国各地设有2000多家销售公司和特约经销处,在国外设立了5家分公司和30多家销售总代理,产品畅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生产经营高低压电器、输配电设备、仪器仪表、建筑电器、工业自动化、汽车电器等100多个系列、5000多个品种、20000多种规格的产品。集团综合实力已连续多年名列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前茅,系中国低压电器行业最大产销企业。
南存辉艰辛创业,瞄准国际市场,打造低压电器知名品牌,是温州两次创业的杰出代表,由他率领的正泰集团从一个家庭作坊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大型现代企业集团,被誉为“温州模式的缩影”。在南存辉身上,不仅体现了柳市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的精神,也展示了一个现代企业家高瞻远瞩的胆识和战略思想。
他把正泰精神概括为“和谐、谦学、务实、创新”,提出了“争创世界名牌,实现产业报国”的企业理念。不凡的经历和业绩,使南存辉成为世人公认的“新温州模式”的积极探索者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新兴民企代言人”,并被《中国青年》杂志评选为“可能影响中国21世纪的中国青年人物”之一。
2007年为“浙江省青年创新创业基金”捐款1000万元。 眼前这个拥有几亿美元资产,目标成为国际电气巨头的南存辉,当年初中没毕业就当上了小鞋匠。
南存辉回忆说,“我初二的时候,那时我13岁,离毕业还有15天,我父亲因为意外腿部骨折。”医生说,可能要休息一两年,而母亲身体一向虚弱,作为长子,照顾弟妹、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就压在了南存辉的肩上。
初中没毕业,南存辉就当上了小鞋匠。回忆起当年的小鞋匠生活,南存辉说,“三年修鞋虽没赚到什么钱,但它使我懂得了诚实做人的道理,有质量便有市场。
同时它也让我明白了,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重视从一件件的平凡小事做起,而且任何小事要做好都是不易的。” 华商韬略文: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逐步推进的过程里,南存辉的老家温州柳市,一夜间遍布家庭电器作坊,被誉为“中国电器之都”。
南存辉邀约了三位朋友,在柳市街上开起了电器柜台。从低压电器里最简单的信号按钮灯开始做,每天几乎都要忙到凌晨3点。
第一个月下来,四位年轻人总共赚了35块钱。这个结果让其他三位朋友很沮丧,相反,南存辉却很高兴,钱虽不多,但却让他看到了前景和希望。
1984年,对南存辉来说,是极具历史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南存辉给家里人特别是父亲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最终靠着父亲把家里的几间老屋抵押贷款的5万元钱,和同学合作办起了一家小工厂,也就是正泰的前身——乐清县求精开关厂。
1984年,南存辉发现,低压电器行业市场前景很大,但光靠个人力量不行,光靠一个小打小闹的门面更不行。这个时候,他的小学同学胡成中找到了他,想跟他一起合伙办厂,于是南存辉与胡成中一起投资5万元,办起了“求精开关厂”。
这个求精开关厂就是现在的正泰和德力西电气的前身。胡成中就是现在的德力西集团董事长。
“刚开始办厂其实很难,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技术不懂、质量不懂,市场在哪里又不知道。
没有设备、没有技术、没有人、没有资金,万事开头难,让人伤透脑筋。”南存辉回忆说。
刚办企业时,南存辉在“借”字上大做文章,请人才、借脑袋,并利用人家的设备来生产自己的产品。当时技术上要靠上海,于是南存辉去请了几个工程师来指导。
求精开关厂慢慢发展起来。既然发展起来,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正泰,一个德力西呢?“有人说,民营企业难过但必须过的三关就是分银饷、排座次、轮荣辱。
刚开始这种问题并不明显,但是企业有了知名度之后,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发展经济,给企业领导人评个先进、给个奖励什么的,企业是两个人办的,给谁好呢?”南存辉笑着说,“于是最初,我们想出了‘厂长轮流做’的办法,我今年当厂长,你当法人代表,明年你当厂长,我当法人代表。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直到1990年,“求精开关厂”分为两个车间,总资产200万左右,产值做到1000多万,双方也各有亲戚、朋友进入管理层,南存辉与胡成中在一些经营决策问题上开始偶有争议。于是就分家了。
如果南存辉与胡成中不分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南存辉笑着说:“那就不好说了。”但事实上,虽然分家了,正泰和德力西仍然脱离不了关系,因为他们是同业内最强的竞争对手。
这两大巨头已经成为资产超过百亿的国内数一数二的民营企业。分手后,南存辉与几个亲戚成立了一个家族企业,1991年,他又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与美商合资,建立了中外合资企业,“正泰”这一名称由此问世。
关于正泰的名称由来,南存辉说,“1991年求精厂分家那阵子,柳市电器企业无序竞争严重。有许可证没许可证的、质量好的质量差的混在一起,一些人不按常理出牌,把市场搞得很乱。”
这时南存辉想到的是,“做企业要先做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南存辉发现一张从香港购买设备时开的发票,这个商店名字叫“丰泰”,这个“泰。
因为温州人多地少 无法从事农业 只能转向商业求出路 ———创业,温州人自谋出路解决温饱。
民生大于天,支持群众首创,勤劳致富催生市场经济萌芽 温州民间的自发创业,实为环境所迫。 “七山二水一分田”,浙江超过1/3欠发达乡镇在温州。
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民生艰难的岁月,温州人躁动了。 “为了有口饭吃,几乎家家都在搞经济。”
曾任温州市体改委主任、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教授马津龙回忆。温州人被“逼”走南闯北,“千辛万苦来创业、千方百计搞经营、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是艰难创业的真实写照。
当裁缝、做皮鞋、搞运输……1982年,温州出现创业小高潮,当地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约占全国总数的1/10;30万经销员奔波于各地,成为让国营企业头疼不已的“蝗虫大军”。 1981年,乐清县柳市镇出现了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胶木大王陈银松、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翻砂大王吴师濂八个创业能手,以及大小电器作坊300余个。
“电器大王”胡金林,年营业额达到120万元,当时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大约只有60元! 有人眼红了:“赚钱这么多,肯定是资本主义!” 寒流骤然来袭——— 1982年初,上级发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要以“投机倒把罪”抓捕一批人。 “八大王”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30多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柳市镇。在被约谈的第二天清早,胡金林主动找到工作组,带去6万元,算是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以为“这样总可以过关了”。
但两个多月后,胡金林遭到通缉,罪名是“严重扰乱经济秩序”。一时间“八大王”要么被捕入狱,要么逃离家乡。
“八大王”被专了政,温州人都丢了魂。人人自危、工厂关门。
柳市当年工业产值比上年下降了7000万元,温州市工业1980年增速为31。5%,到1982年却为-1。
7%! 此时,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却懵了———按理说,资本主义歪风被重拳刹住了,社会主义经济理应迅猛增长,但统计出来的数据为何如此出人意料? 带着疑惑,袁芳烈到很多地方调研。 看到温州几乎成为死城,袁芳烈陷入困惑:这一切真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为什么民众都不拥护? “八大王”抓错了!袁芳烈意识到。
但应该怎么办? “民生大于天。百姓创业没有错,不能再把人民往穷困的道路上推!再说,中央并没有改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没有宣布所有个体经营属于非法。
改革开放的主流没有变!” 1982年12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专业户、重点户是农村生产力的先进代表,应当给予鼓励与支持,并出台“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的政策。
关闭的作坊陆续开张,温州逐渐恢复了生气。 1983年,温州形成了纽扣市场等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
1984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搞活流通———民间创业行为得到肯定。 温州人的激情再度喷发,以家庭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
1985年,《解放日报》头版刊登报道———《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温州模式”首次见诸报端。 “创业是人对自身发展的渴望。
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温州充分尊重了群众的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把它发挥出来。”
马津龙认为,“这是温州的制度创新,先于全国一步。” 实际上,温州的创业环境不仅是被“逼”出来的,也是“放”出来的。
1978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面对外界的批评,温州市政府实事求是,甚至召集了学者开会商量如何保护创业热情。 于是有了“股份合作”(集体)这一新生事物。
1982年,温州首家股份合作企业苍南毛纺厂成立。中小企业相继注册为股份合作制,带上了集体经济的“红帽子”。
当时国家尚未颁布相关条例和法规,温州的举动备受关注。但务实的温州人说,“我们在外部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1989年至1991年,中南海派人三下温州,对温州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调查,认定“温州模式”不是资本主义模式。 “如果没有当年政府正视民间的创业呼声,顶住各方巨大压力,哪有今天的繁荣!”不少温州人感叹。
创业上先人一步,温州开始了由贫穷到温饱的历史性跨越。 从“严”到“松”创业需要服务与引导 ———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跳动,每一根发丝都有商业思维在跃动,政府的职能,就是创造环境,简化程序,效能服务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基本路线要坚持100年不动摇。 ” 。
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像温州一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一次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也没有哪一个地方像温州一样,有那么多人分布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温州在较长的时间里受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争论的困扰,但温州市的领导高瞻远瞩,认定发展是硬道理,终于迎来了艳阳天。 何谓“温州人精神”?经济学家钟朋荣曾将“温州人精神”概括为四句话,即: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
温州人的“靠自己”确实是很有特色的“靠自己”,他们可以说是 “大丈夫能屈能伸”。 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家不敢做的事,温州人却敢做,因为他们的政治“嗅觉”和经济“嗅觉”往往比别人灵。
就是凭着这顽强的“靠自己”,他们中的许多人远离故土,寻找自己的落脚点。据不完全统计,在海外的温州人有40万;在国内创业的则有160万,占了温州全市常住人口的近1/4。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谁都知道今天的温州是中国“小老板”最多的地方之一,在一些人的眼里,温州几乎成了财富的代名词。然而,温州最出名、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温州人。
因为他们是温州奇迹当之无愧的创造者。具体来说,温州人精神主要有这么几点: 一是敢闯敢冒敢试,敢吃第一口螃蟹,由此创造了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
前些年,不少媒体广泛报道过的温州人胆大包“天”、胆大包“ 海”、胆大包“地”,从一个侧面凸现了温州人敢为人先的精神。 二是恋乡不恋土,走南闯北筑码头、打天下。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温州货、温州街、温州人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
三是不断进取,永不言败。温州的许多老板、企业家出身于修鞋匠、裁缝、供销员,吃苦耐劳精神和进取心都很强。
这使得他们能义无返顾地打拼天下。 四是自主意识强,善于创新。
比如,温州可利用的资源非常少,但温州人的创造精神能够“无中生有”。温州的水头镇、郭溪镇,没有什么畜牧业,却成为全国最大的皮革生产基地;龙港镇、宜山镇不产棉花,纺织企业也没有,却成为再生布的生产基地;温州没有汽车生产企业,过去也没有摩托车生产企业,塘下镇却成为全国四大汽摩配生产和销售 基地。
这被称为温州发展中的“零资源现象”。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近年来,在全国对温州的一片赞扬声中,温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当地的经济学家大多保持着很冷静的头脑。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指出,温州人在光环之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比如说温州人“人人想当老板”的自我性很强,有竞争意识,但有时缺乏合作、协作和甘当配角的精神;温州人很精明、很务实,但有时往往偏重于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眼光;温州人重人情,亲和力强,但有时规则意识不够。 温州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认为,温州人的冒险、创新等精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但温州人精神需要被破解,需要赋予新的内涵。因为温州人精神是特定历史阶段有效的一种商业文化精神,不具备超越时代的永恒性。
所以我们必须警惕,事过境迁以后,温州人精神可能会显现出负面效应。 因为任何事物一旦成了思维定势,造成路径依赖,原先很多的惯性选择就会约束后来的选择。
根据有关部门的粗略统计,目前在全国各地闯荡的百万温州人,创办企业3万多家,个体工商户37万户,在天南地北建起了40多万个销售网点,构筑了庞大的市场网络。温州人累计投资1000亿元以上,投资超亿的企业就有近50家,年销售在1600亿元左右,实现年工业产值1000多亿,创造了600多亿元的GDP,相当于在温州之外再造了一个温州。
更为重要的是,温州人精神如今已成为一种品牌和经济文化现象,经过温州人的大流动,已渗透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每一个角落,正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尽管温州人精神中还有不足的成分,但人们深信,永不安分、永不言败的温州人,一定会在新的起点上,赋予温州人精神新的内涵和精髓,使温州人精神发扬光大。
刘士舜,温州人,网名小堂
他小时候的理想是长大后成为一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安分守己,可是因为叛逆的个性,以及对文学的热爱,屡次炒了老板鱿鱼。此后他专心写书、出书,并在写书之余做起了皮鞋生意。
刘士舜,温州人,网名小堂,1983年出生,16岁上高中时开始创作,出版有《下一站,爱情》、《两座城市的心跳》、《地狱的来信》等书。今年2月14日,刘士舜的新书《死亡编号:寻找莫扎特》在全国各大书店上市。
写小说
来自网友鼓励
刘士舜初中时就读于平阳萧江一中,成绩在学校里名列前茅。一次平阳县组织作文比赛,语文老师安排他参加。他最终拿了第三名,成为平阳萧江镇唯一一名得奖的学生。回想那次比赛,刘士舜笑着说,多亏语文老师发现了他,不然他也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天赋,更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刘士舜16岁时以高分考入龙湾某高中。由于离乡背井,刘士舜在学校里很少说话,原本性格就有些内向的他把文字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开始了创作之路。刘士舜把第一篇小说发到了某学生网站。这篇青春小说很快受到网友们的好评,点击率与日俱增。网友们纷纷鼓励,他把这中篇小说续写成了长篇小说。
然而,当刘士舜迷恋上写作的时候,学习成绩也下滑了,各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最终,刘士舜还是没有放弃写作。他说,在文字海洋中,他有着幸福感、满足感。
第4本新书
即将在温州上市
19岁那年,刘士舜考上了上海一所大学。之后,刘士舜把长篇小说发到搜狐网校园频道,由于有一批忠实的粉丝,他的网络小说渐渐走红,搜狐网开始为他做专题。
大二那年,北京新世界出版社一位编辑找到已经在网络上蹿红的刘士舜,愿意出版他的小说。2005年7月,刘士舜的第一本书《下一站,爱情》在全国各大书城面世,取得了优异的销量。
当时,刘士舜拿到了2万多元的稿酬,他笑说那是他的“第一桶金”,他将其中的一部分给了父母,算是尽一点孝心,然后给自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2005年10月,刘士舜又出版了两本书,《两座城市的心跳》与《地狱的来信》。今年2月14日,他的新书《死亡编号:寻找莫扎特》在一些大城市上市,温州将于近日面市。刘士舜透露,新书的故事灵感来源于报纸上的一篇报道,他查看了很多资料后,发挥想像力,决定将故事从寻找莫扎特的死亡之谜展开。
自主创业
是被“逼”出来的
刘士舜的第三本书出版后,一直过了3年多才推出第四本新书。这三年,刘士舜在忙什么呢?刘士舜说,玩了一年多的博客,其间也写小说,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鞋店的生意。
大学毕业回到温州后,刘士舜曾找过两份工作,但是总的工作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天。他的求职经历有些戏剧性,第一家是广告公司,第一天去上班,老板就要求他把头发理成平头。其实刘士舜那时的头发并不长,他觉得公司不能死板地规定每个员工都理平头,那天下午就打电话给老板说自己不干了。
求职不利后,刘士舜决定一心一意在家写书。虽然已经出了几本书,但是街坊还是有议论,比如说他大学毕业了怎么不去找工作之类的。面对这些舆论,刘士舜很是无奈,终于在父母的说服下,跟着他们做起了皮鞋生意。
小老板
更愿当文学青年
刘士舜的朋友评价他,他做起生意来就是个成熟稳重的店老板。
刘士舜说自己主要负责鞋店的销售,一天中只花很少的时间打理鞋店业务。其他时间,他更喜欢找一家咖啡馆,带上笔记本电脑坐下来构思写书思路,或者到全国各鞋厂的网站上“逛”一下。品着咖啡的郁浓香味,财富有时候就在点击鼠标的瞬间产生了。去年,刘士舜突发奇想,自己每天在网络上晃荡,何不做些网络生意。于是他和一些鞋厂合作,将鞋子销到国内外,赚了不少“外块”。
去年,在家人的帮助下,刘士舜在市区小南门等地经营起了零售连锁店。
刘士舜说,他更喜欢别人把他称为年轻的写作者而不是年轻的老板。所以刘士舜今年会把重点发展方向放在文化、影视这块,继续出版自己的新书,然后跟外地一家出版集团合作出版一系列的杂志书,也会在影视方面有所涉足。
我们一辈子要做的事就是向温州人学挣钱!!———“八大王”摔倒,崛起了温州“八大王事件”能够非常形象地代表温州,既代表了曾经有过的屈辱和艰难,也能代表荣誉。
温州人都知道“八大王事件”,也知道“八大王”代表的是八个不同行业的富户,但有关“八大王”的名字略有些出入。有的说,“八大王”指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矿灯大王”程步青、“供销大王”李方平、“翻砂大王”吴师康、“胶木大王”陈银松。还有一种说法,有六个人名相同,只是将吴师康、陈银松换成了“机电大王”郑元忠、“旧货大王”王迈仟。
为什么会有这种出入?我问过很多人,都难以说清。有人很肯定地说,“八大王”中肯定有郑元忠。还有另一个说法,当时被抓的人远不止8个,18个、28个都不止,只是有8个在柳市极其有名,又被一网收罗,所以冠之以“八大王事件”。至于郑元忠,当时并不在“八大王”之列,只不过这些人中他日后的名气最大,他又善于抓住机会宣传自己,所以“八大王”中便有了他的名字。此说法是否属实,难以确证。
温州的低压电器是从柳市起步的。这种起步有一个较长的“潜伏期”。1978年柳市出现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仅仅3年之后就已经发展到了300家,销售队伍达1万人,年产值为2200万元。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如果说我们对于1万人的营销队伍及300家前店后厂的门市部没什么概念,那么对2200万元应该有一个粗略的估算,在当时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GDP,而柳市仅仅是经济并不算发达的温州乐清县的一个镇。
辉煌的一年过去了,事情有了极其微妙的变化。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主旨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看起来,此事和做生意没什么关系,自由化是一种观念,是精神和文化层面的。但文件中还有一项主题,即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这便将生意人给划进去了。
在温州这种地方,要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必须看时间、地点、人物。以当时的政治气候来看,温州的确有许多值得打击的人和事,而这些人还能鲜活地游动于社会各个阶层,说明有人在暗中保护他们。
能够保护这些人的肯定是职权人物。一般来说,温州本土的干部对当地情况最为了解,也受温州耕读传家理论的影响,对某些“违规”行为往往不明确表态却暗中支持。但中国的干部制度并非就地选拔,而是采取“地方一部分、外派一部分”的办法,外派来的干部往往是一把手。一把手调往异地任职,也知道地方势力的强大,如果孤身一人肯定撑不开场子。因此,他们到任前后肯定会带来一大批人,便形成了干部队伍中的外来势力。
温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每个外来干部到达温州之时便会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办法。这些干部在台上讲他们的改革方案时洋洋得意,自以为天下第一,殊不知他们这一套理论方法是温州几年前就已经用过了的,早已不新鲜。有个领导一到温州便将自己在其他地方搞的“几个**”带了过来——这位老兄就是凭着“几个**”得到提拔,一到温州就故伎重施,提出“三个温州”。老百姓看热闹说:“明明只有一个温州,哪有三个温州?”温州的干部听到这些话,暗地里觉得好笑,谁都不当一回事。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指出,温州模式的最可贵之处在于温州人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温商的创业精神有三方面的内涵:一是敢于冒险,二是善于变通,三是勇于创新。在创业成功路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创业精神,温商各方面的成功经验是可以模仿的,其创业精神不可模仿。
在人际交往上,他们精于人情世故,主张堂堂正正的精明。在金钱应用上,他们主张把钱花在刀刃上,对于经营成本,他们锱铢必较,住最廉价的房子、吃最便宜的饭菜。另一方面,他们看准一个项目之后,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大量的钞票“砸”下去,温州人投资买房的举措可称得上是独一无二。另外,温商十分热衷慈善事业,几百万、几千万的捐助他们都认为是理所应当。
温州人信奉朋友就是财富,有义就有利。他们和朋友间的利益并不是直接金钱的交往,而是互相帮助。借助政策和政府的公关需求,巩固企业的根基,已经成了温州商人的“共识”,善于利用关系资源的温州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轻松地眺望广阔的商业猎场。
温商是那种穷时能吃苦,富了也能吃苦;打工能吃苦,当老板也能吃苦的人,他们把苦难和失败看作人生的导师,在面对挫折时,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保持冷静的头脑笑对失败,他们甚至渴望苦难,因为苦难的背后是财富的源泉
温商是中国的奇迹,也是世界的奇迹;温商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
一位著名的韩国企业家感叹到:从我儿子8岁开始,我就跟他讲温商的故事,我相信等到他80岁的时候,他会发现,他一生的成功都来源于这些故事。 NO.1 温商是世界上惟一可以和犹太商人比肩的群体 “世界的钱装在美国人的口袋里;而美国人的钱却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有“上帝选民”之称的犹太人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
温州人被各界称为“东方的犹太人”,他们用创富的行动证明自己不仅要学习犹太人,还要超过犹太人。据说,在法国,温商独有的做人、做事方法逐渐将犹太人挤出了市场,天下第一的犹太商人惊呼:居然还有比我们更会做生意的人! NO.2 温商是世界上财富积累速度最快的群体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其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8.6%,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年均9.4%的高速度,超越了日本,刷新了世界纪录,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
与此同时,温州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以15%至20%的速度递增,“温州速度”成了专有名词。 1984年,南存辉创建的正泰集团是一家注册资金仅5万元、产值仅1万元的家庭作坊式企业,到2004年,正泰在册员工为14500人,总资产为42亿元,销售额为119亿元。
从1997年到2001年间,的年销售收入水平与总资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9.46%和32.23%,远远高于国内同类企正泰集团业平均水平的9.7%和6.5%。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正泰集团在未来几年仍将保持着50%~60%的高速增长率。
在世界各地,和南存辉一样的温商比比皆是。 NO.3 温商是世界上最会赚钱的商人 上苍给了温州一个贫穷的起点,20年前,“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温州的空气里充满了贫穷与饥荒的信息。
20年后,“十万元是贫困户,百万元才起步,千万元才算富。”温州人“穷得只剩下钱了”。
“温州商人在浙江乃至全中国都以他们强大的资本动员能力而闻名。他们具有敏锐的经商嗅觉,在商机把握上总是能先行一步,只要跟随温州商人选择投资方向,赚钱的大门就向你敞开。”
这段出自《韩国经济》杂志,被《环球时报》转载的话印证了温商的赚钱能力。 NO.4 温商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 2003年温州市统计年鉴表明,共有40多万温州人活跃在全球的87个国家和地区。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纽约法拉盛人气最旺的超市,老板几乎是清一色的温州人。有人戏言,温州打个喷嚏,全球都要感冒,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走出去”的温州人,正在“无孔不入”地影响着世界。
“目前在美国约有24万温州人,他们以经营小商品、开餐馆等行业起家,投资领域已涉及贸易、房地产开发、服装制造及销售,对美国经济有无法代替的推动作用。”美国浙江温州工商总会名誉会长朱海风介绍。
NO.5 温商是世界上最能创业的群体 创业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有三点:1.资金问题。2.信息资源。
3.管理能力。这些问题,在温商面前很自然地不成问题。
他们通过“以资金为纽带联合打拼”、“借鸡生蛋”、“虚拟经营”等经商法则轻松地解决了资金问题;他们凭借无处不在的商会网络及时地获取最新的商业信息;人才是挖掘不尽的宝藏,他们通过自身不断的学习和外部人才的引入强化了组织的管理能力。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指出,温州模式的最可贵之处在于温州人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
温商的创业精神有三方面的内涵:一是敢于冒险,二是善于变通,三是勇于创新。在创业成功路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创业精神,温商各方面的成功经验是可以模仿的,其创业精神不可模仿。
NO.6 温商是世界上最会算计的商人 在人际交往上,他们精于人情世故,主张堂堂正正的精明。在金钱应用上,他们主张把钱花在刀刃上,对于经营成本,他们锱铢必较,住最廉价的房子、吃最便宜的饭菜。
另一方面,他们看准一个项目之后,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大量的钞票“砸”下去,温州人投资买房的举措可称得上是独一无二。另外,温商十分热衷慈善事业,几百万、几千万的捐助他们都认为是理所应当。
NO.7 温商是世界上最善于创新的商人 温州人的模仿能力是十分惊人的,他们把打火机、眼镜、低压电器等商品拆开再重装,然后,就能制造出一模一样的产品了。在模仿的基础上,温商不断地学习、求新、求变,进而巩固自己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2006年5月,在温州市自主创新大会上,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温州发展最鲜明的特征,也是温州发展最有力的支撑。
温州的发展之路,就是一条改革创新之路。过去温州靠创新赢得先发优势,将来还要依靠创新引领争先。”
NO.8 温商是世界上最敢于冒险的商人 “平安二字值千金,冒险半生为万贯”的观念使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他们胆大包“天”、胆大包“海”、胆大包“地”,由此创造了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
他们认为:头道汤的味道最好,先人一步的生意最赚钱。事实证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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