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相桓公 管仲的祖先曾经是名门望族,其父管庄曾作过齐国集团的高管,后来家道中落,到管仲这一代时已经很贫穷。
为了谋生,管仲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他几次想进入齐国的管理层,但都没有成功。
管仲有位好朋友鲍叔牙,两人友情很深。他俩一起经商,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
而鲍叔牙对此从不和管仲计较。对此,人们背地议论说,管仲贪财,不讲友谊。
鲍叔牙知道后就替管仲解释,说管仲不是不讲友谊,只贪图金钱。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家贫困。
多分给他钱,是我情愿的。 管仲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从阵上逃跑回来。
因此,人们讥笑他,说管仲贪生怕死,没有勇敢牺牲的精神。鲍叔牙听到这讥笑后,就向人们解释说,管仲不怕死,因为他家有年迈的母亲,全靠他一人供养,所以,他不得不那样做。
管仲也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不过都没有办成;不但没有办成,反给鲍叔牙造成很多新困难,还不如不办好。因此,人们都认为管仲没有办事本领,鲍叔牙却不这样看。
他认为事情之所以没有办成,只是由于机会没有成熟罢了。在长期交往中,两人结下了深情厚谊,管仲多次对人讲过: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鲍叔牙。
公元前674年,齐国CEO齐僖公驾崩,留下三个儿子,太子诸儿、公子纠和小白。按照长子继位的传统,太子诸儿成为齐国集团新CEO,是为齐襄公。
太子诸儿虽然居长即位,但品质卑劣,齐国前途令国中老臣深为忧虑。 当时,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
一双好友,给两个公子当师傅,实为美谈。 几年后,齐国集团内乱终于爆发,齐襄公被杀死。
经过激烈的斗争,鲍叔牙说服了齐国高管同意护立公子小白为新CEO,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急于扩大齐国集团的实力,因此准备请鲍叔牙出任总经理(齐相)。
鲍叔牙却向他推荐管仲:“管仲有五点比我强。宽以从政,惠以爱民;治理江山,权术安稳;取信于民,深得民心;制订礼仪,风化天下;整治军队,勇敢善战。”
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 齐桓公问管仲,“我想使国家富强、社稷安定,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 管仲回答说:“必须先得民心。”
“怎样才能得民心呢?”齐桓公接着问。 管仲回答说:“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
而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那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通常讲安定的国家常富,混乱的国家常贫,就是这个道理。”
这时齐桓公又问:“百姓已经富足安乐,兵甲不足又该怎么办呢?” 管仲说:“兵在精不在多,兵的战斗力要强,士气必须旺盛。士气旺盛,这样的军队还怕训练不好吗?” 齐桓公又问:“士兵训练好了,如果财力不足,又怎么办呢?” 管仲回答说:“要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
发展商业,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
军队的开支难道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经过这番讨论,齐桓公心情兴奋,就问管仲:“兵强、民足、国富,就可以争霸天下了吧?” 但管仲严肃地回答说:“不要急,还不可以。争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
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不然很难实现称霸目的。” 由于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使齐桓公的全部问题都迎刃而解,不久就正式任命管仲为总经理(相),主持政事,为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
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周王室乃至众诸侯公认的霸主。管仲虽然为齐桓公创立霸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仍然谦虚谨慎。
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
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评 述 反观管仲的一生,令我们不由得想起一句老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如果没有鲍叔牙的理解和推荐,也就没有管仲的丰功伟业。从鲍叔牙在他不得志时的帮助和理解,到向齐桓公推荐为相,再到后来一直默默辅佐管仲,我们能够看到真正的朋友交往之深之真,朋友不是拉帮结派保护自己的小利益,朋友应该是帮助对方更好地发展。
所以孔子说:“友直、友谅、友多闻,益友也”。 应该说,管仲是最早的法家理论的实践者。
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依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
管仲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管仲认为,国家富强的基础首先是得民心,人民愿意拥护和服从领导者,领导者的政令才能流畅地施行下去。得民心就是先要爱惜百姓,让百姓感觉到领导者的宽容大度,感受到尊重和理解,他们自然就愿意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领导者。
而爱惜百姓的基础就是大家跟着领导者一起行动,只要听从领导者的指挥,就能够吃饱饭、穿好衣、住好房,就能够让自己和家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活逐步好。
三国时代群雄角逐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人才的较量,每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的崛起无不以优秀人才为后盾;没有人才优势,也就无所谓事业上的成功,曹操对此深有体会:“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同上)
在如何吸引和任用人才问题上,曹操“雄”、“奸”并存的双重性格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早在创业之初,曹操就非常中重视网罗人才;建都许昌之后,又一再下达“求贤令”,以朝廷的名义招纳贤士,试图把散落在民间的人才都聚集起来。
在选择人才的标准上,曹操以其政治家的独特气魄,一反过去以门阀和名气取人的传统标准,主张不拘一格,“唯才是举”。著名的《八月令》竟然明确地提出要起用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这是对以门阀品第为唯一标准的传统人事制度的一次猛烈冲击。对于曹操“识拔人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的选才标准,连宋代保守主义政治家司马光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罗致到了人才,还有个如何任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曹操亦有独到之处,这就是清人赵翼所概括的“以权术相驭”。至于具体的做法,赵翼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盖曹操当初起时,方欲籍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备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二十二史札记》)
曹操在创业之初,需要人才帮助打天下时,他可以虚心纳士,和刘备、孙权一样对有用之才极尽礼遇。曹操厚待刘备、关羽的事情是尽人皆知的,其实他给予自己重要的谋臣将士的优待远在刘、关二人之上,故大多能得人死力。
尤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创业之初能用度外之人,即对有用的人才做到不记前嫌,即使是仇敌也不念旧恶,不加报复,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恢弘大度。
例如官渡之战后,发现许多“许下及军中人”与袁绍暗通的书信,有人提出要查清之后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同上),遂命“皆焚之”。
又如陈琳,原是袁绍的部下,曾为其起草讨曹檄文,直骂到曹操祖宗三代。但归附曹操之后,仍然受到重用,并未遭受报复。
再如张绣,与曹操有杀子之仇。但张绣归降后,曹操不计前嫌,仍拜他为扬武将军,并结为儿女亲家。官渡之战中,张绣力战有功,后又击破袁谭,曹操论功行赏,增邑二千户,其他“诸将未有满千户者”。(《三国志·魏书·张绣传》)
然而,曹操对于人才的恩惠、友谊和礼遇、宽大等都直接服务于其政治目的,他的目的很明确,笼络人心、以让人才为其所用;一旦达不到这一目的,或者过去倚仗的人才对其产生了异心,那么就毫不留情地加以剪除。
曹操智囊团的首席人物荀彧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弃绍从操”之后,在政治方面给予了曹操很大的支持,曹操也与他颇为投缘,甚至称赞其为“吾子房也”。但荀彧自幼受儒家礼法教育,毕竟心存汉室,他之所以为曹操出谋划策就是希望能通过曹操“削群雄,以匡汉室”,所以当他看到曹操权位日高,欲加国公和九锡时,便和曹操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明知曹操有僭越之心却不肯附和,这就成了曹操实现个人野心的绊脚石,于是遭到嫉恨。关于荀彧的结局,有人说是被曹操用药酒毒死,也有人说是受胁迫而自杀身亡,总之是不得善终。
像这样先受礼遇后遭忌杀的自然并非荀彧一人,还有不少早年曾为曹操的统一大业建立功勋的人,到后来却不得不通过回避隐退以求自保。曹操的重要谋士程昱就以“知足不辱”为由,自动交付兵权,乞求退休;而贾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嫌,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何夔见“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便“常畜毒药,誓死不辱”。这些史实都说明在曹操后期的高压政策下,他的臣属们进退维谷,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
因此,将曹操对人才既任用又猜疑的态度比照起来看,他在人才问题上奉行的其实是实用主义的方针。为了建立统一天下的王霸事业,他重视人才、礼遇人才,表现了他有囊括英才的雄才大略和容纳人才的恢弘大度;但是为了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他又猜忌、枉杀人才,表现了其在人才问题上奸诈诡秘的另一面
1、秦孝公用商鞅
秦孝公重用卫鞅(即商鞅)实行变法,奖励耕战,并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建立县制行政,开阡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不断增进农业生产。
对外,秦与楚和亲,与韩订约,联齐、赵攻魏国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拓地至洛水以东,自此国力日强,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2、齐桓公用管仲
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和兵民合一的制度,使齐国逐渐强盛。齐桓公于前681年在北杏同宋、陈、蔡、邾四国诸侯会见,是为平定宋国的动乱。
后宋国违背盟约,齐桓公便以周天子的名义率几国诸侯伐宋,迫使宋国求和,此即为“九合诸侯”的第一次。
前679年,各诸侯与齐桓公在鄄(juàn)地盟会,齐桓公从此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此外,齐桓公还灭了谭、遂、鄣等小国。
当时中原华夏诸侯苦于戎狄等游牧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九合诸侯,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受到周天子赏赐。
3、唐太宗用魏征
魏征是李建成手下有名的谋士,多次建议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可谓李世民的大仇人。但魏征为人耿直,有才干,是个忠臣,李世民不记前仇,任用他为谏议大夫。魏征不断向李世民提出好的建议,使李世民对他十分佩服,经常将魏征请入居室,询问得失,魏征愈来愈被重用,先后被李世民提升为秘书监、侍中、宰相,并封他为魏国公。
李世民曾说:“我好比山中的一块矿石,矿石在深山是一块废物,但经过匠人的锻炼,就成了宝贝。魏征就是我的匠人!”
魏征去世后,李世民说,用铜制成的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端正;用古史的镜子,可以参照政治的兴衰;用人作为的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绩与过错。我经常保持着这三面镜子,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少了一面镜子。
4、汉武帝用董仲舒
董仲舒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其后,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著书写作。这以后,朝廷每有大事商议,皇帝即会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问他的建议,表明董仲舒仍受汉武帝尊重。
董仲舒一生历经三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04年病故,享年约75岁。死后得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
5、刘备用诸葛亮
公元207年冬至公元208年春,当时占据新野(今河南新野)的刘备,带着大将关羽、张飞,三次到卧龙岗诸葛草庐山访诸葛亮出山辅佐的故事。此后传为佳话,渐成典故,载《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出师表》。现在常用来比喻真心诚意,一再邀请、拜访有专长的贤人。
百里溪是春秋时代,秦穆公的谋士,他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来的,秦穆公象捡了个宝。委之以重任。所以百里溪又叫五羊皮大夫。
韩信,早年家贫,常从人寄食。秦末参加反秦斗争投奔项羽,后经夏侯婴推荐,拜治粟都尉,未得到重用。萧何向刘邦保举韩信,于是,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
傅说。典籍记载傅说本为胥靡(囚犯),本无姓,名说,在傅岩(一作傅险)筑城。武丁求贤臣良佐,梦得圣人,醒来后将梦中的圣人画影图形,派人寻找,最终在傅岩找到傅说,举以为相,国乃大治,遂以傅岩为姓。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武丁中兴"的辉煌盛世。
等等,孟子说: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
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这些都是破格提拔的故事。
刘邦: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我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字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供给军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所禽也。”群臣说服。
刘邦目不识丁,地痞无赖,最终之所以登上帝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全是因为他懂得人才的重要性
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县缺个县令,谁可以当任这个职务呢?”祁黄羊回答说:“解狐可以去当。”
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回答说:“您问的是谁可以去当这个职务,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平公称赞说:“好!”于是任命解狐为南阳县的县令,果然非常称职,老百姓都很称赞。
过了一段时间,平公又问祁黄羊:“京城里缺个军尉,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呢?”祁黄羊回答说:“祁午可以。”平公说:“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回答说:“您问的是谁可以担任军尉这个职务,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
平公称赞说:“好!”于是又任命祁午为军尉,果然也很称职,大家都赞扬他。
最是求贤若渴的人和最气息认可的诗。
曹操《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典故:
十月,袁绍从河北运来粮草万余车,派大将淳于琼等带万余人看守,屯于离袁绍大营四十里的乌巢。这时袁绍谋士许攸因向袁绍献偷袭许都之计不成,且在河北的家眷犯法被抓,心生悔恨,而来投曹操,献计让曹操偷袭乌巢。曹操大喜,跣足出迎,之后亲率精锐步骑五千人,军队人衔枚,马勒口,换袁军军装乘夜从小路偷袭乌巢。
汉时期选拔官吏,被选用人既要有仁义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质,也要有高贵的家世出身。曹操为维护和发展势力,让更多的人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不受上述标准限制,强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他也注意提拔。从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选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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