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政府文牍。
见于私人文翰的,则有曹操的《祭桥公文》: 故太尉桥公,诞敷明德,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
灵幽体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
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
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匪谓灵忿,能贻己疾,旧怀惟顾,念之凄怆。
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飨。
倚马千言:倚靠在将出发的战马前起草文件
出处: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桓宣武[桓温]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袁宏]倚马前令作。手不掇笔,俄得七纸,殊可观。”
示例: 明·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第一卷:“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
用法:作谓语、定语;指写文章[1]
近义词:倚马可待、才高倚马、倚马长才
故事:东晋豫州刺史谢尚发现袁虎文才很好,就把他推荐给大司马桓温。桓温让他负责府内文书起草工作。袁尚作《东征赋》赞扬东晋许多名士。他跟随桓温北伐前燕,在前线,桓温让他写讨伐檄文,他靠在马背上很快就写完一篇得体的檄文。
在我国,公文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活动,古已有之。
据考古发掘,我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王朝的奴隶主阶级,巳经能够运用龟甲和兽骨作为书面载体来书写文字,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政务活动。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那些镂于甲骨、刻于碑石、铸于金属、书于竹简的文字,其用途大多是属于实施权力分配和社会治理的。这就是说,公文作为统治阶级施政的工具和手段,其产生的历史极为悠久。
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上,公文写作一直处于一种封闭和半封闭状态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以吏为师"和"相摹而作"的现象。公文写作的方法和技巧不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而只是由少数 "师爷"所垄断,进而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状况才从根本上得以改观。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公文写作一直没有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往往依附于基础写作之中,处于寄人篱下的状态。
进入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公文工作,极力提倡公文处理特别是公文写作的规范化,强调对公文写作人员的选拔和培养,从而使我国当代的公文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充分发挥了为党和国家的管理工作服务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形势需要,公文写作作为一门学科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末期,全国已有114所普通高等院校以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开设了公文写作课程,并且逐步成为这些院校的主干学科。近些年来,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并且已经普及到各类中专、职业技术学校和成人教育等教学阵地。
从事公文写作教学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公文写作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热门课。同时,每年的全国秘书职业资格考试以及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也都把公文写作列为必考科目之一。
大体说来,古代公文可分朝廷公文和官府公文两大类:前者是帝王与臣属之间使用的公文,后者是官僚或官府之间的来往公文。
朝廷公文可分为“诏令”和“奏疏”两类。
诏令类公文是帝王告臣属的,属王者之言。最早的此类公文称为“命”,夏、商、周三代又增加了“诰”、“誓”,主要体现在《尚书》当中;到秦时,又改“命”为“制”,“令”为“诏”;汉初,皇帝之命令又分为四类:策书、制书、诏书、戒敕;唐代将“王言”分为七种,其戒敕一分为四:发敕、敕旨、论事敕、敕牒;宋有御札;元清称圣旨。诏令类公文皇帝一般不亲自撰写,而由词臣翰林等代笔。
蔡邕《独断》:“制者,帝王制度之命也。”“制”又称“制书”,秦汉时皇帝用以颁布重大制度。唐代凡行大赏罚,授大官爵,改革旧政,宽赦降虏,都用制书。宋承唐制,用以封三公、三省(即门下、中书、尚书)等和罢免大臣。明代皇帝对臣属有所宣告时使用制书。到了清代,“凡大典礼,宣示百寮,则有制辞”(《清会典》卷二注)。
明陈懋仁《文章缘起》注云:“诰,告也,训饬戒励之言也。”“诰”是皇帝对臣民进行训诫的公文。秦以前,上下可以通用。《尚书》中《大诰》、《洛诰》是上对下的,而《召诰》则是下对上的。秦废“诰”而用“制”、“诏”。唐不称“诰”,而称曰“告身”,宋则称“诰命”,用于赐爵授官,与制书通用,设“知制诰”官员专管其事。
《说文》:“诏,告也。”秦以前与“诰”一样,上下通用。汉以后,为天子专用。其有制诏、亲诏、密诏、手诏、遗诏等名目。周公庙唐碑《润德泉记》中的唐宣宗赐诏即属于此类。汉武帝的《策贤主诏》,当时又称为“制”。到了唐末,“诏”有时也被称做“制”。明初,诏书首称“奉天承运”,以表皇帝是“见人言动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典故纪闻》卷一),即把王命说成是天命。
策书是古代命官授爵的公文,亦可用于罢免,“策”与“册”通。《说文》云:“册,符命也”,“策”作为王命公文,有所谓策问,即作为试题书之简策,选拔人材。
奏疏类是臣下对君王敷奏谏说的公文的总称。秦以前称为“上书”,秦时改为“奏”。汉将其分为四种:章、奏、表、议,《文心雕龙·章表》曰:“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奏”又称“上疏”。贾谊的《陈政事疏》非按劾而是议政。表之应用范围更广,举凡论谏,劝进、荐举、弹劾、庆贺、贡物等,皆可用表。
唐代盛行表、状,故而周公庙唐碑上崔珙的奏疏和中书门下的签呈均为奏状,也属古代标准公文范畴。
上书是古代君臣或同僚之间,为公务而互致书简,属公文范围。下致上的,即为“上书”,是大臣给君王的公文,它是秦以前奏疏的统称,李斯的《谏逐客书》等即是。
章亦称“上章”,在前汉是大臣受封赠后用以谢皇恩的公文,唐以后不再用“章”,而是用“表”。唐碑《润德泉记》中,崔珙接到唐宣宗赐诏后,为了谢恩,又上了谢表,以感谢皇帝对自己的垂爱。
驳议、对策、射策、弹文是朝廷议事时陈述己见的公文。
奏本、题本、揭帖、奏折这四种均为明清时百官上奏君主的公文。
官府公文分下行、上行、平行三类,有的上下通用。下行公文主要有:令、告、教、宣、帖、符、牌、指挥、照会、案验、揭帖等;上行公文主要有:牒、刺、申、申状、呈、详文、揭帖、状和辞等;平行公文主要有:移、刺、关、咨、咨报、平牒、照会和牒。
投笔从戎的故事:
东汉初期,班超因为家贫靠帮官府抄写文件为生,供养老母。但是他觉得这样抄抄写写没什么出息。刚好北方匈奴侵汉,他把笔一扔,毅然报名参军,当了一名军官,在战斗中立了大功。他向朝廷建议与西域各国建交,朝廷派他出使西域。
扩展资料:
1,投笔从戎【解释】:从戎:从军,参军。扔掉笔去参军。指文人从军。【出自】:《后汉书·班超传》:“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2,投笔从戎中主人公班超的简介:
班超(32年-102年),字仲升,扶风郡平陵县(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时期著名军事家、外交家,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其长兄班固、妹妹班昭也是著名史学家。
班超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但内心孝敬恭谨,审察事理。他口齿辩给,博览群书。不甘于为官府抄写文书,投笔从戎,随窦固出击北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在三十一年的时间里,平定了西域五十多个国家,为西域回归、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官至西域都护,封定远侯,世称“班定远”。
永元十二年(100年),班超因年迈请求回国。永元十四年(102年),抵达洛阳,被拜为射声校尉。不久后便病逝,年七十一。死后葬于洛阳邙山之上。
《南唐近事》中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唐朝有个叫王鲁的人任当涂(今安徽当涂)县令。他生性爱财,贪污受贿。手下的衙吏们也跟着效法,索取贿赂。百姓们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有一天,王鲁得知上司要来察访民情,整肃治吏,不禁担忧起自己头上的乌纱帽来。他在批阅公文当中,正好看到本县百姓联名告发他的主薄受贿的一叠状子。更是忧上加忧,神情恍惚。忧虑之中,他不由自主地在一张状子上批了八个字:“汝虽打草,吾已惊蛇。”
试试吧!!
比如弥子瑕与卫灵公的故事
从前弥子瑕被卫国国君所宠爱。卫国的法律规
定,私自驾赶国君马车的要判砍脚的罪。不久弥子 瑕的母亲患病,有人闻讯,夜里前往告诉弥子瑕, 弥子瑕假称卫君之命驾着国君车子而出去。卫君听说后称赞他说:“孝子啊,为了母亲的缘故而不怕犯下砍脚的罪!”和卫君游逛果园,弥子瑕吃一个桃子
而觉得甜,不吃光而送给卫君。卫君说:“真爱我
啊,忘记了自己的嘴而想到我”等到弥子瑕因姿色
衰败而宠爱废弛,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个人
曾经假托君命驾驭我的车,又给我吃他吃剩的桃
子。所以弥子瑕的行为根当初没有变化两样,以前
被认为贤惠而以后却获罪,是因为卫君的爱憎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受到君主的宠爱,就会被
认为见识正确而更加亲爱;被君主所厌增,则会罪
名降临而更加疏远。所以劝谏游说之士不可不明察
君主爱憎的态度,然后进行劝说。--《韩非子-说难》
人们常爱用“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来称誉或形容他人的知识渊博、才学高深。但你知道“学识”为什么能用“车”来载,“才高”又怎么可以用“斗”来量吗?告诉大家,它们分别出自两个典故。
“五车”出自《庄子·天下》篇:“惠施有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说的是战国人惠施方术甚多,却杂乱不纯,而且言而不当。所谓 “其书五车”是指他的藏书丰富可装五车。古时的书都是用竹简(片)制成的,每片上刻有字,串起来就成了书。当时的五车书虽与现在的五车书不可等量齐观,但拥有五车藏书也可谓“饱学之士”了。
“八斗”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称颂三国魏诗人曹植时用的比喻。他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看来,谢灵运对自己的才学也是相当自负的。后来人们便把“才高八斗”这个成语比喻文才高超的人。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可叹》诗中写道:“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即曹植)八斗才。”诗中就借用了“才高八斗”这个典故。
春秋时,晋灵公贪图享乐,起造九层之台,征用无数民夫,花费无数银两,还不许人劝阻,说:“有谁敢进谏,处死不赦!”
荀息知道了这件事,就去求见晋灵公。灵公料想荀息定为谏劝而来,便拉弓搭箭,叫荀息进去。只要荀息说半句谏劝的话,就会被一箭射死。荀息进来,对灵公笑嘻嘻地说:“我来表演一套玩艺给您看:我能把十二个棋子一个个叠起来,上面再加九个鸡蛋。”灵公心想,这玩艺儿倒有趣,便叫他当众表演。
荀息小心地先把十二个棋子叠起来,然后将鸡蛋加上去。旁边看的人都提心吊胆,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出,灵公也惊呆了,不禁叫道:“这太危险了!”荀息却不慌不忙地说:“这算不了什么,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灵公说:“还有什么更危险的让我看看?”荀息严肃而沉痛地说:“九层之台,造了三年,尚未完工,以致男的耽误了耕种,女的耽误了纺织,国库也快要空了,邻国正在计划趁机侵略我们。这样下去,国家总有一天要被灭亡,到那时,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晋灵公恍然大悟,叹道:“我的错误,竟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便下令停止九层台的工程。
这段故事原载《说苑》(汉刘向撰)。“危如累卵”(累,重叠堆积)形容局势的异常危险,也作“危于累卵”。《史记·范睢传》载:范睢托人向秦王自荐,说道:“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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