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亭五咏(储光羲)
晋家南作帝,京镇北为关。江水中分地,城楼下带山。
金陵事已往,青盖理无还。落日空亭上,愁看龙尾湾。
山横小苑前,路尽大江边。此地兴王业,无如宋主贤。
潮生建业水,风散广陵烟。直望清波里,只言别有天。
城头落暮晖,城外捣秋衣。江水青云挹,芦花白雪飞。
南州王气疾,东国海风微。借问商歌客,年年何处归。
古木啸寒禽,层城带夕阴。梁园多绿柳,楚岸尽枫林。
山际空为险,江流长自深。平生何以恨,天地本无心。
京山千里过,孤愤望中来。江势将天合,城门向水开。
落霞明楚岸,夕露湿吴台。去去无相识,陈皇安在哉。
沁园春(程珌)
君有新词,何妨为我,时遣奚奴。看此山大小,风流晋宋,眼中馀子,苦自侏儒。九曲清溪,千枝杨柳,还记新条更有无。春将好,欲从君商略,君意何如。佳人玉佩琼琚。更胸中、浇灌有诗书。把古人行处,从头检点,今人说底,却不须渠。更上石头,重登锺阜,画作金陵考古图。频相见,怕薰风早晚,便隔天隅。
晋商简介——源远流长的山西商业资本 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
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
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
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
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二、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
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
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
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
《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
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 “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
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
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
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
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
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
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
晋商简介——源远流长的山西商业资本 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
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
清代初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
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晋商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
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晋商性质 所谓晋商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
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
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
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
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晋商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
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晋商精神 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
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
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
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晋商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有许多晋商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大盛魁贸易公司是晋商文化的老字号以经营动力数码等各类数码产品,山西煤炭,无烟煤为主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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